这就是杨益言。
我很吃惊，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个头不高，精神矍铄的老人，竟然就是从渣滓洞里虎口余生，现已古稀之年的杨益言。他的神情太平和，眼睛太明亮，不像老人，尤其不像受过深重苦难的老人。
我请老人回忆一下当年在渣滓洞的情景。他犹豫了一会，似乎不知该从何说起，我只好提问：“您当年在渣滓洞时，是不是就注意观察、搜集材料，准备出狱后写书控诉？”
“不。”老人口齿清楚，思路清晰。他说很多人以为他们能写作《红岩》，是因为在渣滓洞呆过，有生活体验和狱中战斗经验，这是不对的。事实上，当时他们在牢里彼此隔绝，非常闭塞，每天只有十来分钟的放风时间，而且犯人之间还不准说话，对外界和狱中的情况并不了解。到后来，因为他们要创作《红岩》，看了大量书籍和文字材料，经常听老同志讲话、回忆、作报告，重庆市委组织了相关的材料从各方面集中起来，还有很多“老革命”主动给他们提供素材，这才有了《红岩》的诞生，它其实是集体劳动的结晶。
杨益言1925年生于重庆，抗战时期，同济大学从上海搬到重庆，他就在其工学院读书。抗战胜利后，他随之迁回上海，不久就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运动。杨益言是上海地下学联机关报的负责人和“主笔”。“一二·九”运动后，杨益言从复旦辗转回重庆。
到重庆后，杨益言“贼心不死”，不但在重庆进步刊物上发表《一二·九真相》等文章，而且与重庆大学地下党联系上，准备利用手头的照片、资料编本书《控诉》。而这时，他已经被密秘“盯”上了。终于，他写给重庆大学女朋友的信件被扣留了，国民党认定他是中共从香港派回重庆恢复《挺进报》的，把他逮捕。那是盛夏一个平平常常的下午，他正独自一人在楼上的小屋里看书，有人敲门，他刚把门打开，涌进四个人，便装，但有枪。杨益言没有说话，更没有挣扎，他坦然地下楼。楼下，还有几个全副武装的特务，杨益言唯一没想到的是抓他这样的书生居然也要动用这么多人。那时他刚刚22岁。
狱中的生活，杨益言只记得坐过老虎凳，人坐在长条凳上，膝盖处绑着，两手的大拇指分别跟脚拇指捆在一起。有人用小棒不停地敲脚踝，不停地问，“说不说，你说不说？”不说，便在脚后跟处垫砖头，一块一块慢慢地加，加到四块，人的膝盖骨便会粉碎，渣滓洞里就有这样的人。当然也有抗争，像《红岩》中写的开追悼会、绝食等。再记得的就是罗广斌入狱时，因为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军队司令，大家都怀疑他是内奸，他关在杨益言隔壁的楼上1号房，同房的28个人都不理睬他，后来，还是江姐的一句话“我了解他”澄清了他。还记得1948年春节，监狱里开联欢会，杨益言表演的是拉二胡，罗广斌的节目是洋派十足的踢踏舞，而“演出”时，他的脚上还带着铁镣……。
l949年11月30日解放后，杨益言和罗广斌都分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，常常到各处作报告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。后来组织上要求整理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材料，确定由罗和杨执笔创作长篇小说，并严格规定了主题思想，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一项政治任务。写作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，前后三年。他和罗广斌分住在重庆市委安排的两间平房里，白天走访革命前辈、看材料，写作经常从傍晚开始，有时写到半夜，有时写到凌晨，但多数时候都写一个通宵。任务很紧，40万字的长篇，有时一天要写一万字。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，全国都没有东西吃，他们算是享受特殊照顾的，每晚每人能分到一个小黑馒头。馒头每天傍晚时发给他们，杨益言领了就放到一边，不去看它，也努力不去想。写到下半夜，饿得不行了，便掰一小片，再掰一小片，一个馒头居然很耐吃。他还记得1960年的冬天，正是写作进入最关键的时候。那年的天很冷。有时候，凌晨两三点或三四点钟的时候，两人写作都有些疲倦了，手也冻得有些发白发僵，渐渐拿不住笔了。罗广斌就来敲他的窗户，腋下夹着稿子，拼命搓着双手，嘴里呵着白白的热气。进来也不多说什么，就念草稿给杨益言听。其中就有那段有名的文字。江姐看到她丈夫被害，头颅被挂在城墙上，她强忍悲痛离开，到了后方，双枪老太婆对她说：“在亲人面前，你就哭出来吧。”那时罗广斌正写到江姐这个形象，几乎不能自拔。他写到后来江姐入狱、受刑，临刑前绣红旗，抱着“监狱之花”说：“孩子，你快长大吧。……”我听杨益言老人清晰而流利地背诵大段《红岩》，惊异地忘了笔录。我无法想象他的生命浸透在《红岩》里有多深，他已经74高龄，而《红岩》写作成书已经快40年了。
